近期热播剧《太平年》中提及了一个令许多观众感到陌生的名字——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室利佛逝”是梵文Srivijaya的音译，曾是唐朝至明朝时期南海地区的一个古老文明国度。到了晚唐时期，中文文献开始使用“三佛齐”这个称谓。该国兴起于唐朝初年，逐步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城邦的联盟体，是剧中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这一情节引发了人们对三佛齐真实面貌的探讨：它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与唐宋时期的中国有着怎样的交往？又如何实现了文明的互鉴？

针对这些问题，中新社“东西问”栏目采访了长期研究古代南海丝绸之路及华人聚落历史的专家——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他指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史，能够打破“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固有观念。

中新社记者：许多观众是通过电视剧首次了解到“三佛齐”。历史上的三佛齐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王琛发：**三佛齐（室利佛逝）的崛起始于唐朝初年。公元686年，室利佛逝的国王阇耶那沙王（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通过军事征服和外交手段，促使苏门答腊南部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岛屿的邦国结成联盟，为建立海上强权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发展成为一个由南海丝绸之路沿线众多港口城邦组成的联盟共同体。

《宋史》记载，三佛齐管辖着“十五州”，其疆域从现今泰国东南海域延伸至马来半岛东岸以南，以及马六甲海峡东西两岸，还包括爪哇西部和巽他海峡。这个由十五个州组成的联盟曾是中国古代文明交流和经贸往来的重要伙伴。它以港口为节点，以航道为纽带，通过控制从暹罗的克拉地峡、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爪哇一带的关键海上通道，构建了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东西两岸周边的海洋网络，囊括了南海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据点，形成了一个政治和文化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作为当时苏门答腊东南地区南海最大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转枢纽之一。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汇聚，长途航行的船只在此停泊补给，而短途航线则在各港口之间接力运行。《岭外代答》形容其为“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都必须经过这个系统。

更重要的是，三佛齐不仅是“通道”，更是“枢纽”。例如，乳香最初由阿拉伯商人运至此地，再集中分销至中国，使其成为重要的买家和转运中心。这种转口贸易模式，使得沿线“十五州”形成了一个互利的网络，三佛齐也因此成为“南海之中”的贸易中心。

三佛齐十五州联盟的各国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既与中国海域紧密相连，又与西域诸国通过海陆相接。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洋往来并非零散或间接，而是保持着持续且深入的多方联系。

中新社记者：在唐宋这样的强盛王朝面前，三佛齐处于什么地位？双方是隶属关系，还是平等交往？

**王琛发：**从表面上看，三佛齐与唐宋王朝都处于“朝贡—册封体系”之中，但从实质上看，双方更接近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关系。

其关键在于双方的相互依赖和贸易需求：中国需要来自南海的香料、药材等资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来获取财富，并掌握通往中国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都给予三佛齐优惠的地位，积极维护其对华经济往来，从而保证其主权不受侵犯，使得双方的朝野能够持续往来，互惠互利。“朝贡”更多地是一种礼仪形式，而非单向的依附关系。

史料显示，三佛齐是宋代出使中国次数最多的南海国家之一，共计28次。同时，中国通过“优赐遣归”的政策来维持贸易吸引力，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双向的利益体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对三佛齐进行过军事干预，反而通过册封、赠礼等方式，帮助其巩固地区地位，客观上保障了三佛齐各国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例如，在唐朝开元年间，三佛齐遭遇困境时，唐朝并未中断友好关系，而是晋封其王子为王，赐予物品，并授予“金吾卫大将军”的官职，使其在区域内获得更高的威望。

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应被理解为实质上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

中新社记者：三佛齐与中华文明是如何实现相互影响的？为何说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刻板印象？

**王琛发：**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它建立了一个稳定且高频的海上贸易网络体系，使得中国能够持续地融入古代亚洲的海洋世界。

在贸易层面，商人通常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等待季风，长期的停留促成了稳定的商业网络的形成。这意味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深度联系。

这种联系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例如，唐宋时期的钱币在东南亚大量出土：在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发现了唐朝的开元通宝铜币，在井里汶的海底沉船中也出土了数千枚南汉时期的铅钱。在海外沉船遗址中，各类日用瓷器动辄数以万计。而在往返的远洋航线上，商船更是通过货物交换，源源不断地输送香料、南洋土特产以及各类矿产资源。

除了盆、碗、碟、罐、瓶等器物，史书记载的三佛齐与中国的产品往来以及考古发现，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毛笔写字时控制磨墨的滴水器。这表明两地之间长期形成了生活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文明互鉴，构建了跨海互依的经贸市场，并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在文化层面，这种交流更为深刻。唐朝的义净法师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金刚智、不空等师徒也经由此地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代表人物。不空更是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代表唐朝出访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天文学、医药学、工艺技术、航海知识等也随着海上贸易互通传播。主持编制《大衍历》的唐代高僧一行法师，便是吸收了南海及西域的知识，推动本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往来，绝非单纯的商贸活动，而是包含了长期、双向、深入的文明交流。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依托海洋与海外世界相连，融入全球交往格局，也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偏见。

中新社记者：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三佛齐的历史能带来哪些启示？

**王琛发：**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首先是互联互通的根本价值。三佛齐因控制了从南海到西域的关键海路沿线节点而成为枢纽，这启示我们，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区域繁荣具有根本性意义。

其次是贸易互利的持久逻辑。无论是乳香贸易还是钱币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收益的格局。

再次是文明互鉴的深度潜力。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官方往来，也渗透到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生活化的融合”更具持久性。

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并未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贸和礼仪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固。这种尊重与包容的交往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依赖单边主导或制度强加，而是根植于彼此认可的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种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