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冉冉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探讨了中国的民族文学如何从面向国内的叙事转向与世界进行对话。她指出，7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三条强调，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冉冉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学根植于多民族的语言基础，形成了一个多元且不断创新的体系。与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学相比，中国的民族文学在创作叙事上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差异。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源于对土地的热爱，以自然为背景，关注族群的发展、生命的历程和家园的情感，体现了人类对故土的眷恋、对苦难的直面、对自然的敬畏、对初心的坚守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寻。这些朴素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敬畏，构成了跨越地域和语言的情感基础。

然而，在叙事格局和价值取向上，中国民族文学与部分西方民族文学有所不同。部分西方民族文学倾向于聚焦矛盾与冲突，而中国民族文学则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更侧重描绘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画面。在价值取向上，西方文学偏重个人意识的表达，而中国民族文学则兼顾民族特色与家国情怀，将个人和族群的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冉冉认为，这种“和而不同”的特质赋予了中国民族文学独特的地位，并为世界文学的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国际译介和传播方面，冉冉表示，得益于翻译扶持政策和出版合作，近年来中国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从零散、小众到批量、规范化输出的转变。受众群体也从专业的汉学界扩展到普通文学爱好者，内容也从传统的民俗风情转向展现新时代的面貌。

她强调，推动中国民族文学从单一国内叙事走向全球平等对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民族文学蕴含着独特的东方乡土智慧，走向世界能够丰富全球文学体系，促进文化多元化和平等交流。她指出，过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多集中于主流城市文化，而民族文学作为生动的载体，能够更真实地展现中国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图景，搭建沟通的桥梁，帮助世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她认为，文化需要交流才能长久，封闭的本土叙事容易导致文化“内卷”，参与全球对话能够促进创作的精进，并在文明互鉴中激发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谈及中国民族文学“走出去”到“走进去”面临的深层挑战，冉冉认为，尽管中国民族文学已“被看见”，但普遍存在“读不透、难共情”的问题。要实现从表层传播到精神抵达，关键在于守住本心、打通共性、优化路径。她强调，突破隔阂不等于消解特色，应保留独特的地域意象和人文气质，避免迎合猎奇视角或标签化书写，以真诚的本土表达形成独特的文学辨识度。她认为，共通的人性是跨越文化隔阂的桥梁，在创作和译介中应注重“人情”的表达，让外国读者能够轻松理解文字背后的情感。

在翻译方面，冉冉指出，翻译是文化的二次创作，优秀的翻译能够准确传达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她呼吁构建作家、翻译家、汉学家协同的体系，做到直译保真、意译传神，兼顾语言的精准度和文学的美感，避免机械翻译造成的文化失真。同时，应尊重海外读者的审美习惯，适配当地的出版语境，实现柔性传播。她还建议通过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作家互访等方式，促进双向、平等的文化对话。

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交融带来的机遇，冉冉认为，中国民族文学应避免同质化冲击的挑战。她强调，地域特色是民族文学的灵魂，作家应深入田野，熟悉当地独特的自然风物和民俗风情，为作品打上不可复制的地域印记。她主张，民族文学创作应坚持民族视角观察世界，不盲目照搬他人的叙事范式，可以在吸收借鉴优秀技法的同时，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在交流融合中保持独立和特色。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将通过笔会、采风等方式，引导作家深耕民族题材，守护文学质朴纯粹的底色。

关于如何进一步参与全球文化多样性对话，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冉 pretty 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文学的集合，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样本，理应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主动参与全球对话。她表示，正在积极搭建相关平台。她建议，文学创作应具备人类关怀的广度和深度，将民族文学置于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等宏大命题中，以小见大，用民族故事解答人类共同困惑，赋予作品世界性的思想格局。

此外，她还提出应依托翻译工程，严格筛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质作品，打造高质量的海外出版文库品牌。同时，通过与海外出版机构和文学组织合作，长期举办跨国交流和互译活动，在对话中消除偏见，建立文化理解。她总结道：“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民族文学源于山河、长于乡土、归于人心，需要始终坚守文化本真，秉持人文情怀，拓宽世界视野，以真诚的笔触书写民族故事，扎根中华大地，从容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