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匹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文化象征意义深远。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探讨了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如何促进新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马在中国文化中拥有悠久的历史，人与马的关系尤为密切，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养马、爱马者众。因此，马成为历代文人创作的常见题材。从《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乃至元曲“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文学艺术长廊中的重要意象。在文人笔下，马的意义远超交通工具，它成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人生写照，是承载时代印记和文人情怀的复合文化符号，连接着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国家。

涉马边塞诗词之所以能有效推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原因有二。

首先，这些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敞开，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由此建立。《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记载了“西域出良马”。大宛的“天马”成为汉朝诗赋歌颂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等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原的涉马文学开始将西域纳入主流叙事。魏晋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持续不断。前凉在高昌设郡，中原制度西渐，同时西域的胡马被引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的文学创作也随之发展。曹植的《白马篇》和张华的《壮士篇》中，“大宛马”和“西北驰”等词语，明确指向西域方向的军事设想。

唐朝是涉马边塞文学创作的顶峰时期。一方面，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两次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西域边塞诗，为后人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他的诗句如“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等，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貌。唐朝之后，汪元量、陆游、耶律楚材、丘处机、陈诚、吴伟业、蒋平阶、纪昀等历代文人也创作了大量涉马边塞诗词。

在这些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承载着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更是“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现实—象征—审美”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一个自然风光辽阔苍茫、人文风情独特多彩的西域形象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西域的龟兹乐、疏勒乐等音乐舞蹈，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代沈辽的《龟兹舞》诗提到：“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源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具备表演性和仪式感，促进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军营和民间广泛传播，长安一度盛行“胡风”。与此同时，西域的各种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文书，库车附近发现的汉文典籍，都证明了这一点。西域出现了汉语和“胡语”通用的情况，许多西域民众精通汉语。魏晋以后，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诗中提到“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更是涌现出贯云石、萨都剌等一批文化素养极高的西域作家，并形成了高昌偰氏、高昌廉氏等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代涉马边塞诗词表明，马的文化内涵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在不同时期、地域和民族中，马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尤其是在马背民族那里，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也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和家国情怀，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意象之一，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

受访者简介： 郭中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道教文学与文化。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金元全真诗词研究》《金元全真文学研究》两部学术专著，并在《文艺评论》《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